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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个人直投尝“头啖汤” 上海QDLP或先起航

温州尝“头啖汤” 上海QDLP或先行起航

 

  个人境外投资“风乍起”

  酝酿了五个月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终于获得国务院的批复。

  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确定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其中,温州试点个人境外直投成为整个方案中最大的亮点。尽管少了温州最初制订方案中的推动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试点,但这一消息还是让温州各界欣喜不已。

  “此前我们预计不会这么快,但是仅仅过了5个月国务院就确定了温州的试点,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现在商务局正在不断充实拟开展个人境外投资的项目数据库,同时温商融资担保公司也已组建完成,温州海外投资服务中心筹备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在国务院3月28日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一消息之后,温州商务局副局长陈健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表示。

  3月29日,本报记者还独家获悉,上海的QDLP政策已经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批复,有可能先于温州启动。所谓QDLP(Qualified Domestic Limited Partner,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即通过海外对冲基金在国内吸引人民币资金,直接兑换美元投资海外资本市场。此外,天津也在积极申报新的个人境外直投方案。人民币直投海外市场将掀起新的高潮。

  温州尝“头啖汤”

  自2009年天津开展个人境外直投业务性质的“港股直通车”被叫停之后,有关个人境外直投的相关消息就再无消息。在等待了漫长的三年之后,温州终于得到了国务院的首肯。

  本报记者了解到,去年9月份温州爆发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事件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随后就前往温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温州各界人士提出的试点进行金融改革的提议,尤其是解放民间资本、合法帮扶小微企业的建议,当时得到了肯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温州爆发的民间借贷风波,使得温州因祸得福,能够如此快速地获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严弘认为,鼓励民间资本走向海外是大势所趋,将首个个人境外直投试点放在温州也是中央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温州是名副其实的民间资本集中地。

  对于温州个人境外直投的具体细则,陈健告诉本报记者,新的版本与2011年1月份公布的最初版本基本一致,年满18岁的温州户籍居民,只要说明资金来源、投资项目合法证明等,就可以向温州市商务局申请报名,经温州市商务局审查后,由国家外管局温州市中心支局放行境外投资。

  该方案规定,试点期间,一位温州居民境外直接投资的年度总额不得超过2亿美元,一位温州居民在单个境外项目上的投资额不得超过300万美元,单项境外投资额不超过等值300万美元,实施一项境外直接投资,多个投资者联合的总额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同时,方案还允许个人将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利润,留存在境外用于再投资,温州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可通过新设、并购、参股等方式,在境外设立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

  对此,财经评论员叶檀也在3月29日其个人微博上称,个人境外直投开放之后,直接效果可以减轻境内外汇储备较多的压力,对人民币以及外汇储备的使用发生非常大的转变。不过叶檀也指出,虽然只是在温州开放境外直投,但也有可能全国的资金都通过这个出口向境外进行直投,流向境外的数量可能比预想的要多。

  上海QDLP呼之欲出

  相比于温州试点个人境外直投受到外界极大的关注,上海潜心准备QDLP则要低调得多,且有可能先于温州启动国内机构投资者试水海外市场的投资。对于QDLP的首批规模,目前暂定规模为50亿美元。

  “海外对冲基金到境内募资是有前提条件的,一是这些基金要在上海注册登记;二是只能投资海外市场。”一位了解该项政策推出进程的匿名人士在受访时告诉本报记者,QDLP的人民币境外投资需经过两层组织。首先,出面募集人民币的资金应在上海注册的一个联络基金,然后,由该联络基金将募集的人民币交给海外注册的对冲基金,从而投向境外资本市场。不过其面对的募资对象则是机构投资者。

  就在3月16日,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表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了一个非常新的亮点,就是把建设上海财富与资产管理中心,正式写入“十二五”规划当中,现在上海已经推出了 QFLP制度,而上海还将推出一个新的项目。方星海所称的此新项目,就是业界所猜测的和QFLP相对应的QDLP。

  据记者了解,上海酝酿允许部分外资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内募资人民币并换汇投资到海外,而上海的多家投资顾问机构老总都表示,尽管还没有收到政策的正式通知,但应该已经不远,估计要比温州推出个人境外直投还要快。而且在这些机构看来,推出QDLP政策对投资者将是更为有利的事情。

  “如果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仅仅限于国内,这两年的资本市场如此惨淡,房地产市场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控,资产的保值增值肯定风险极大。而且对于中长期投资者来说,在海外市场低迷的时候,进行全球资产配置是资产增值的重要渠道。”3月30日,上海金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丁凌告诉本报记者。

  丁凌指出,国家在渐进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应该同时加快PE的对外开放。温州可以作为首个试点个人境外直投的地区,这是为当地民间资本拓宽投资渠道而特别开设的。上海可以为众多的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创造条件,进行海外投资,而且这种方式也有利于国家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投资和藏汇于民的理念。

  “若参照QFLP的遴选规则,则行业内第一梯队如凯雷、黑石集团等,它们会通过组建联络基金再吸引人民币资产兑换美元投资海外。”丁凌告诉本报记者,虽然QDLP会对国内私募行业分流资金,但是QDLP的额度相对于国内约3000亿元人民币的私募管理规模来说并不大,而且一开始私募客户及潜在客户大量转向QDLP也不现实。不过它的推出对于国内的投资者进军海外市场无疑具有标志性影响。
利率市场化:温州为何闯关未果?

  ■胡金华

  注定闯关无果,但温州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尝试。

  在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十二项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任务中,并没有外界所热切期望的关于利率市场化试点的任何印迹。而本报记者则从相关渠道获悉,在去年底,温州关于利率市场化试点项目在上报到浙江省一级的时候就已经被剥离掉。

  “在温州上报的初始项目设计中,利率市场化的方案是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温州的设想是争取试点,有限度地放开银行机构存贷款利率,缩小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的利率双轨制差距,各类贷款利率在央行公布的法定贷款利率4倍内可以自由浮动,由借贷双方自行议定。然而现在看来,由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推动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可能性几乎没有。”3月29日,温州当地一位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而在同日,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严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要利率市场化真正能做到的是中央而不是地方。这要求中央下决心推动利率市场化,且必须破除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其中牵涉到很多复杂的关系,包括国有金融体系和民间金融体系之间的博弈,各部门之间的博弈,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他认为实行利率市场化,至少在一年之内是不可能,未来3-5年能否做到,也很难说。

  “频发于中国各地的民间融资案件和老板跑路事件,实则反映的就是在中国利率双轨制条件下,民间融资由于得不到监管和游离于法律之外产生的资金链危机。”严弘认为,这种危机大面积爆发的原因固然和国内外宏观经济不无关系,比如欧债危机导致的中国出口企业的纷纷倒闭以及房地产调控下民间炒房团的资金被困。但从微观层面来说,则是民间资本不愿进入实体经济,更愿意追逐短期高风险利润。从现实上讲,也是由于实体经济中很多领域都已经被央企国企垄断经营,民间资金想进入也无门,或者机会成本太高昂,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最终压垮民间借贷者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3月30日,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也在受访时表示,始发于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并不简单,其发生企业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的表象背后,则是有更广泛的民众以及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参与到这场危险的击鼓传花游戏。在过去几年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投资收藏品市场都出现暴涨,有多少民间借贷资金参与进去很难统计,而在目前政府抑制房地产市场过快上涨和挤泡沫的过程中,危机就显现出来。

  “民间借贷危机只是更大范围内资金紧张的一个缩影。”张春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谈自由市场的理想对于问题的解决是无益的。国家法定利率制定得过低和民间资本追逐高利贷相悖运行导致了问题的产生。利率管制本身存在多种弊端,但是要迅速推动利率市场化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加大利率提升力度,会引起热钱涌入和增加借贷成本,同时也会增加政府融资平台的还款难度。而不推动利率市场化,隐藏在社会中的民间借贷危机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这对国家来说显然是一个两难抉择。

  而对于这样一份国务院发出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方案,严弘也表示,还需要等到更多的细则出台,国家可以给温州一个政策,让它有权利做一些突破。但仅就利率市场化而言,民间资本如果看不到实质的激励,可能也会使得这种改革变得畸形。